种看法：“仰韶文化诸特征因素中传布最广的是属于庙底沟类型的。庙底沟类型的分布中心是在华山附近。这正和传说华族发生及其最初形成阶段的活动和分布情形相像。

所以仰韶文化的庙底沟类型，可能就是形成华族核心的人们的遗存：庙底沟类型的主要特征之一的花卉图案彩陶可能就是华族得名的由来， 华山则可能是由于华族最初所居之地而得名；这种花卉图案彩陶是土生土长的，在一切原始文化中是独一无二的，华族及其文化也无疑是土生土长的。

”许顺湛先生又补充说，华族以“花”作为族名，是由于他们崇拜花卉，以“花”为图腾祖先。4、华夏一词的称谓来源这些说法都有各自的依据，但需要澄清的问题也还不少。首先是上古时代究竟有没有一个“华族”。如果说有的话，它在古史传说中是怎么称呼的？或说除了可能相关的“华胥”之名外，还有没有其他称呼？

接下去要问：它的名称究竟是怎么来的？又是什么时候和怎样与“夏族”的名称结合在一起的？“华夏”一词在古文献中的使用情况如何？

更要紧的是，华夏民族的形成是否就以这一部族与“夏族”为主体？如果说是的话，又怎样描述它的历史和文化？倘若不能描述，那么又何从谈起华夏民族的形成？

还有，“华夏”之名与“中国”之称是什么关系？

二者为什么可以合称或互换？诸如此类的问题，以往的说法恐怕都难以作出回答

据我们所思考，华夏民族作为一个巨大的民族文化共同体， 它的形成是和具体部族的起源决然不同的，因此对它的名称的来历，也不能仅从具体部族的名称上去推求。如果仅仅局限于具体部族的名称，那就不可避免地要陷入文化起源上的单元论，因为这样推求的结果，必然是中华民族仅仅导源于一两个部族或发祥于一两个地点，“华山说”与“太湖流域说”便都有这一种嫌疑。现代考古学已经充分证实了，中国早期文明的发生是“满天星斗”式的，而在华夏民族的形成问题上仍持单元论，毋宁是个大失误。我们的看法是：“华夏”一词由“虞夏”转来，上古并不存在 一个所谓“华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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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对“华夏”之名的推求，几乎全都着眼于横向的联系， 或注重于华夏民族内部的东西对立，或强调了中原与周边的比较，而恰恰忘记了华夏民族纵向的历史行程。过去“古史辨派” 曾提出“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说，后来受到不少的质疑，他们的 “破坏”途径也确有可商量之处；但古人对中国古史的认识也确是越往后而越往前延伸，对古史的“编年”也是逐渐清晰起来的。大概在夏、商之际，已可能有“夏商”的联称，而由于社会组织体系的松散、社会变动的无常、华夏民族共同体观念的薄弱以及历史记录的缺乏等因素，人们的“断代”观念还相当模糊。到西周时期，随着民族融合的加强、文化的进步和文献的增多， 人们的共同体观念和历史观念日趋强化，才对夏、商、周三代的历史逐步有了完整的认识，并进而追加虞舜历史而构成“四代” （同时也已上溯到唐尧以前）。

5、虞夏与商周确实的西周文献（金文除外）如今无从考求，下至春秋战国，则“虞、夏、商、周”的提法已屡见于载籍。如下列各例：《左传》襄公二十四年：“昔匄之祖，自虞以上为陶唐氏，在夏为御龙氏，在商为豕韦氏，在周为唐杜氏。”求《左传》昭公元年：“虞有三苗，夏有观扈，商有姺邳，周有徐奄。

”如《国语·郑语》：“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孙未尝不章，虞、夏、商、周是也。”《周礼·考工记》：“有虞氏尚陶，夏后氏尚匠，殷人尚 梓，周人尚舆。”《礼记·文王世子》：“虞、夏、商、周有师保，有疑丞。

”先秦以至汉代古籍，特别是《礼记》一书中，还有更多比较四代制度之词，文繁不备录。我国古代的编年体王朝史和诸侯国史， 大致到西周后期才开始编修（个别诸侯国还要早些），对上古历史的完整认识也应到这时才开始确立。

《尚书》按虞、夏、商、周 “四代”的顺序编辑，正反映了这一种历史认识程序。近年学术界对这一认识越来越重视，故叙述中国文明和国家的起源也更多地溯及有虞氏时代的历史。

在先秦学者的意识中，上述“四代”的历史实际上是分为 “虞夏”和“商周”两个单元的，一为古代史，一为近代史，上引 《墨子》与《韩非子》之文都表现出这种意向。《礼记·表记》以 “虞夏之质”与“殷周之文”对举，二者的区分更为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