遏”，这是振奋而激怒，争着登城，几乎无法控制、遏阻。但是太宗赵炅看到将士如此奋勇，反而生出恐惧之心。他知道刚刚处理的北汉宣徽使范超，就是一个战例。这位北汉正部级大员，已经在战士的捆绑中不断告知是来“归附”大宋的，但战士根本不听，还是将他杀了。这样愤懑的情绪带到破城之际，一旦失去约束，岂不就要屠城？

大宋“祖宗之际”，也即太祖、太宗时代，最动人的责任伦理开始发挥作用。这二位读圣贤书的政治领袖，即使在政治条件最为险恶的时刻，也不忘记圣贤教诲，或者说，往日的圣贤教诲，如“杀一不辜而得天下，不为也”，已经内化为他们的政治性格和道德自律。颠沛造次之际，唯有“公道、仁德”不可丢弃。这类简单但博大深邃的儒学原理，让这两个帝王，成为圣君、贤君。纳入世界范围来看，太祖太宗与那位谦和、宽容的罗马皇帝奥勒留比较，并无逊色。

赵匡胤当初征服南唐时，要统帅曹彬不得枉杀一人，甚至在将帅们表示不杀人无法攻城略地时，赵匡胤斩钉截铁地回应道：“朕宁不得江南，不可辄杀人也！”

现在，太宗面临了同样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