式来度过一天，不去想那些萦绕心头的恶心感觉。但是，我的判决定在六周后，时钟在滴答地响着。

一个明媚的早晨，我在食品店货架上添加纸盒装的红色孑孓，一个盒子掉了下来，碰到柜台猛然散开。虫子散落在粘土地上，细小而鲜红，我用手指一个一个把它们拾起来，重新放回盒子。这时，我又感觉到萦绕心头的恶心，听到我脑子里的话：“他们准备行动了，就在五个半星期之后。”

除了自己的话以外，我没有任何辩护措施，而现在，我是一名正在接受心理治疗的有暴力史的酗酒前警察。

对我的判决还有五周半就会下来，之后，我可能会被铐着手腕，坐在囚犯封闭汽车后面，前往安哥拉的途中。

“你的脸色怎么这么难看，戴夫？”巴提斯蒂问。

我吞了一口唾液，看着我的手掌，上面汗澄澄的，闪闪发亮。

我回到家，塞满两个手提箱，从衣柜抽屉里拿出点45自动手枪，用条毛巾包起来，把它和两个装满的子弹夹及一盒子弹塞进袋子里。然后，打电话给拉菲特的保证人。我已经认识他二十五年了。他叫利马豆沃莱特，个头并不比消防栓高出多少，穿着热带套装，领带上画着棕榈树，十根手指都戴满戒指。他每天都要到同一个咖啡馆，用勺子吃利马豆和火腿。

“过得怎么样，朋友？我需要摆脱眼前的困境。”我说。

“你去哪儿？”

“蒙大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