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quo;先朝（也即太宗朝）有侯莫陈利用……之徒，喋喋利口，赖先帝（指太宗）圣聪，寻剪除之，然为患已深矣”。这是千年以来，“亲贤人、远小人”的帝制治理经验。即使在制度化管理时代，也应该属于优良治理的模式，不同的是：如何选任贤人、退黜小人而已。

但传统此说将帝王过错全部推给奸佞，不是公断；帝王之所以听信奸佞之言，必是“圣聪”不够。故即使是接受这类传统批评意见，也该各打二十大板。简言之，“雍熙北伐”导致大宋败绩，太宗赵炅有责，他应该负有第一责任。

上中下三策

当着有人“荧惑圣聪”之际，也有更多大臣提出了反对意见，但太宗没有听取。刚刚出任参知政事的大臣李至的劝谏更为得法，他提出上中下三策，要太宗选择上策或中策，就是不能选择下策。他的上疏是一篇美文，值得欣赏：幽州，契丹之右臂，王师往击，彼必拒张。攻城之人，不下数万，兵多费广，势须广备餱粮。假令一日克平，当为十旬准计，未知边庾可充此乎？又，范阳之旁，坦无陵阜，去山既远，取石尤难。金汤之坚，非石莫碎。臣愚以为京师天下根本，陛下不离辇毂，恭守宗庙，示敌人以闲暇，慰亿兆之仰望者，策之上也。大名，河朔之冲卫，或暂驻銮辂，扬言自将，以壮军威者，策之中也。若乃远提师旅，亲抵边陲，北有敌兵可虞，南有中原为虑，则曳裾之恳切，断鞅之狂愚，臣虽不肖，耻在二贤后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