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丁维尔，返回新伊伯利亚。太阳已经爬到橡树的顶上，但在清晨中，雾气仍然缭绕在潮湿的林间。刚入三月，但春的气息已经涌入了南路易斯安纳。我隆隆驶过吊桥，上了河边的小路。那里有我的一个钓鱼码头，有我父亲在大萧条时期用柏树和橡树建造的老房子。我和一个六岁的萨尔瓦多难民女孩一起生活，她名叫阿拉菲尔。

房子的木料从来都没有刷过漆，颜色发暗，坚硬如铁。前院的山核桃枝繁叶茂，滴落的雨水叮叮当当地敲打在走廊的铁篷上，院子被层层树叶所遮盖。替我照料阿拉菲尔的老妇人正在旁边院子里忙碌着，她扯下了兔子笼上的塑料布。和许多法国血统的南路易斯安纳黑人一样，她肤色如铜，并有一双青绿的眼睛。她的身体如同树根，皮肤上爬满了皱纹，最大的嗜好就是吸鼻烟，而且还自己卷烟叶子抽。在我家里，她总是能把我指挥得团团转。但说句心里话，她比我见过的任何人都勤快。

从我孩提时代开始，她就是家中不可缺少的一份子。

现在，我的码头上洒满了阳光，一个叫巴提斯蒂的黑人为我工作，他正帮两个白人往船上搬冰柜。他光着膀子，冰柜的重量使他后背和肩膀上的肌肉隆起。他可以徒手拍灭野餐坑里的余烬。有一次，我甚至看到他从水里拉出一条六英尺长的鳄鱼，拽着它的尾巴，把它甩到了岸上。

我绕过院子里的水坑来到走廊。

“你打算怎么处理这只浣熊呢？”老妇人克拉瑞斯问我。

我的浣熊只有三条腿，所以大家都叫它“三脚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