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病人的信任度以及国内商业保险的普及问题，但这个说起来就复杂了，时晔懒得去谈论。

“那，那如果不当外科医生呢……”

“我知道你想问什么，那个师兄会跳槽，其实也是生活所迫。”三十多岁了却买不起房，孩子要读书，要上兴趣班，老婆不想天天挤地铁，也想有个代步车，方便一家三口周末去周边玩玩，可是频繁加班的丈夫却无法为家庭带来等值的经济收益。

那个师兄离开医院后，也曾迷茫，也曾惆怅，直呼理想已死，不过最近这段时间听说春风得意，还经常劝以前科室的同事也出去看看，表示只有在外面才有真正的循症医疗。

这些他不做评价，每个人都有追求自己人生价值的权利，也许是社会价值，也许是经济价值，都无可厚非。

就像他们医院还有一个医生，几十年来坚持支援落后地区的医疗卫生建设，每年都要带队去山区进行援助义诊，据说他每一次过去手术，当地十里八乡的医生都排队来学习，观摩。

事实上，在他原本的计划里，等到博士毕业成为正式的医生后，也会申请加入这个援助的队伍里进行工作，正如他母亲当年做过的一样。

江知念靠在时晔肩膀上：“我觉得应该给医护人员再多发点工资……”

“你这是作为医生家属的抱怨吗。”

“不是抱怨，是真的觉得你们很辛苦，付出很多，多发点工资才能把好的医生留在公立医院里，这样贫困的病人才能得到更好的医疗救助。”

如果有一天，好的医生全去1000块挂一次号的私立医院了，那很多月薪3000的人怎么看得起病呢。

时晔揉揉江知念的脑袋：“江老师说的很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