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持续太久，在将马车酒桶里的啤酒分给全军将士后，众人便各自回帐，地为床、天为被，度过了幽静的一夜。

“文艺复兴之父”弗兰契斯科·彼特拉克（1304－1374），以十四行诗闻名，早年学习法律，后于教廷供职，担任机要秘书。彼时教皇被囚于法国的阿维尼翁，失去领导者的罗马教廷腐败堕落，民众苦不堪言。1347年，罗马爆发大规模手工业者起义，“为民请命之英雄”柯拉·迪·恩佐在天主教世界的心脏建立了民选共和国，并当选首席保民官。

好景不长，由于柯拉雄心勃勃的共和制改革触及了罗马贵族的核心利益，某一日，被煽动的暴民对他发动了突然袭击，柯拉的乔装打扮被识破，被砍下头颅后尸体于广场倒吊三日，最终抛进台伯河。

柯拉死后，彼特拉克心灰意冷，他辞去教廷内一切职务，接受了好友薄丘伽的邀请，前往佛罗伦萨大学担任教授教授。柯拉死于暴民之手后，彼特拉克不再热衷于民主共和事业，而是将目光转向人文主义。

他主张“法的精神”，同时反对暴民政治和封建秩序，认为唯有匍匐在法律之下，民众才可得到真正的自由。

罗贝尔正坐在椅子上阅读的，正是彼特拉克翻译的《论法律》与《论义务》，两本书的作者都是古罗马时代的政治家与法学家马尔库斯·图利乌斯·西塞罗（marcus tullius cicero）。

暮色仓促，他没有令士兵给自己搭帐，也没有自己动手。他随便拿了把小凳子，坐在尚未燃尽的篝火旁，就着微凉的月光与熹微的火星翻阅这本从科隆图书馆中“借走”的宝贵书籍。

他手上的两本老书都制成于印刷术普及前的时代，封面的右下角标志着原作者、译者与抄书人的三串长名。

在这个最后与他明牌交战的敌方即将覆灭的当下，摆在他面前的难题不再是如何存活下来，而是如何统治一个崭新的国家。

这个国家还没有完整的成文法，没有基本的政治结构，有的只是来自千百年前法兰克时代的历史惯性——领主的农奴庄园，层层效忠的封建秩序，忠诚的骑士精神。但那更遥远时代，譬如古罗马古希腊时代的法治精神与人文主义，则相对没落许多，仅仅作为民间学者书桌上的参考资料，而不被纳入严肃的政治考量。

附庸风雅的领主或许愿意资助文艺复兴艺术的潮流，但不代表他们愿意接受文艺复兴真正的内涵：人文主义。

人文主义与人本主义并不尽等同，其精神首先在于相对于往日“以神为中心”的“以人为中心”主张，肯定人的价值和尊严，认定人类本身才是追求幸福与实现理想的主体，并由此劝导群众追求现实生活的幸福，倡导人性的解放。

人文主义者反对将理想化甚至虚构的“神性”强安在人类头上，而是歌颂人本身不完美却依然崇高的智慧力量，意大利是天主教统治的中心，最残酷的压迫酝酿了最强烈的反抗。反对教廷专横统治与封建秩序的新兴市民阶级与叛逆的知识分子合流，而这些知识分子本身便来自于教会组织的学院与其所研究的自然科学。

安科纳并非什么繁荣之土，否则也不至于沦为格热戈日等一批“流放者”的栖身之地。但毕竟毗邻发达地区，始终有先进的文化潮流涌入安科纳，在神学院，罗贝尔从小接触的是文艺复兴学者编纂的教材，读的是大学教授批注的圣经，充满学者们的私货。从教育与文化入手，文艺复兴学者用百年时光彻底渗透了意大利，将最虔诚的修道士们变作改革的柴薪。

他当然擅长辩论和神学，但不代表他没有研读过罗马法学和古希腊戏剧集。安科纳的小图书馆，同样隐藏着足以改变世界的认知理论。

譬如这本西塞罗所着的《论法律》，他九岁那一年就在课上当作消遣读完了一小半，只不过因为年纪的关系，没有体会其深刻的内涵。

何谓“自然中固有的最高理性”，何谓“某种凭借允许及禁止之智慧管理整个世界的永恒之物”，读起来宛如天书，一点不比用词拗口的拉丁圣经来的简单。

时隔十余年，他再次阅读这本书，体会比幼年时多了许多，但他明白，这仍不够深刻。或许约拿对法律有一套自己的见解，但他的权术思维极大压制了他的私德，让人很难放心把制订法律的工作托付给他。倘若费尽力气却编纂出背离道德的法典，对统治的坏影响不可估量。

这并不是罗贝尔在诟病对方，而是在约拿与他的交互信件中自己承认的缺点。“道德是玩权弄术的累赘，优秀的政治家应当保持